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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，一为叔文所诱，遂陷于不义。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，皆羞道而喜攻之。然此八人者，既困矣无所用于世，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，而其名卒不废焉。 而所谓欲为君子者，吾多见其初而已，要其终，能无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，复何议彼哉？
自云柯而南，至于某，有堤若干尺，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，知县事谢君为之也。始堤之成，谢君以书属予记其成之始，曰：“使来者有考焉，得卒任完之以不隳。”谢君者，阳夏人也，字师厚，景初其名也。其先以文学称天下，而连世为贵人，至君遂以文学世其家。其为县，不以材自负而忽其民之急。方作堤时，岁丁亥十一月也，能亲以身当风霜氛雾之毒，以勉民作而除其灾，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劝趋之，而忘其役之劳，遂不逾时，以有成功。其仁民之心，效见于事如此，亦可以已，而犹自以为未也，又思有以告后之人，令嗣续而完之，以永其存。善夫！仁人长虑却顾图民之灾，如此其至，其不可以无传。而后之君子考其传，得其所以为，其亦不可以无思。 而异时予尝以事至余姚，而君过予，与予从容言天下之事。君曰：“道以闳大隐密，圣人之所独鼓万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，盖有所难知也。其治政教令施为之详，凡与人共，而尤丁宁以急者，其易知较然者也。通途川，治田桑，为之堤防沟浍渠川，以御水旱之灾；而兴学校，属其民人相与习礼乐其中，以化服之，此其尤丁宁以急，而较然易知者也。今世吏者，其愚也固不知所为，而其所谓能者，务出奇为声威，以惊世震俗，至或尽其力以事刀笔簿书之间而已，而反以谓古所为尤丁宁以急者，吾不暇以为，吾曾为之，而曾不足以为之，万有一人为之，且不足以名于世，而见谓材。嘻！其可叹也。夫为天下国家且百年，而胜残去杀之效，则犹未也，其不出于此乎？”予良以其言为然。既而闻君之为其县，至则为桥于江，治学者以教养县人之子弟，既而又有堤之役，于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。为之书其堤事，因并书其言终始而存之，以告后之人。庆历八年七月日记。
刑部张君诗若干篇，明而不华，喜讽道而不刻切，其唐人善诗者之徒欤？ 君并杨、刘，杨、刘以其文词染当世，学者迷其端原，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，粉墨青朱，颠错丛庞，无文章黼黻之序，其属情藉事，不可考据也。方此时，自守不污者少矣。君诗独不然，其自守不污者邪？ 子夏曰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”观君之志，然则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，岂唯其言而已！ 畀予诗而请序者，君之子彦博也。彦博字文叔，为抚州司法，还自扬州识之，日与之接云。庆历三年八月序。
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奉太宗命撰《江南录》，至李氏亡国之际，不言其君之过，但以历数存亡论之。虽有愧于实录，其于《春秋》之义，箕子之说，徐氏录为得焉。 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，恶者无大于杀忠臣。国君无道，不杀忠臣，虽不至于治，亦不至于亡。纣为君，至暴矣，武王观兵于孟津，诸侯请伐纣，武王曰：“未可。”及闻其杀王子比干，然后知其将亡也，一举而胜焉。季梁在随，随人虽乱，楚人不敢加兵。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，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。然则忠臣国之与也，存与之存，亡与之亡。 予自为儿童时，已闻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见杀，当时京师因举兵来伐，数以杀忠臣之罪。及得佑所上谏李氏表观之，词意质直，忠臣之言。予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者，其言金陵事颇详，闻佑所以死则信。然则李氏之亡，不徒然也。 今观徐氏录言佑死，颇以妖妄，与予旧所闻者甚不类。不止于佑，其它所诛者，皆以罪戾，何也？予甚怪焉。若以商纣及随、虞二君论之，则李氏亡国之君，必有滥诛，吾知佑之死信为无罪，是乃徐氏匿之耳。 何以知其然？吾以情得之。大凡毁生于嫉，嫉生于不胜，此人之情也。吾闻铉与佑皆李氏臣，而俱称有文学，十余年争名于朝廷间。当李氏之危也，佑能切谏，铉独无一说，以佑见诛，铉又不能力诤，卒使其君有杀忠臣之名，践亡国之祸，皆铉之由也。铉惧此过，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，故匿其忠而污以它罪。以佑观之，其它所诛者又可知矣。噫！若果有此，吾谓铉不惟厚诬忠臣，其欺吾君不亦甚乎！
侬智高反南方，出入十有二州。十有二州之守吏，或死或不死，而无一人能守其州者。岂其材皆不足欤？盖夫城郭之不设，甲兵之不戒，虽有智勇，犹不能以胜一日之变也。唯天子亦以为任其罪者不独守吏，故特推恩褒广死节，而一切贷其失职。于是遂推选士大夫所论以为能者，付之经略，而今尚书户部侍郎余公靖当广西焉。寇平之明年，蛮越接和，乃大城桂州。其方六里，其木、甓、瓦、石之材，以枚数之，至四百万有奇。用人之力，以工数之，至一十馀万。凡所以守之具，无一求而有不给者焉。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，而以二年之六月成。夫其为役亦大矣。盖公之信于民也久，而费之欲以卫其材，劳之欲以休其力，以故为是有大费与大劳，而人莫或以为勤也。 古者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礼失，则夷狄横而窥中国。方是时，中国非无城郭也，卒于陵夷、毁顿、陷灭而不救。然则城郭者，先王有之，而非所以恃而为存也。及至喟然觉寤，兴起旧政，则城郭之修也，又不敢以为后。盖有其患而图之无其具，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，有其人而治之无其法，能以久存而无败者，皆未之闻也。故文王之兴也，有四夷之难，则城于朔方，而以南仲；宣王之起也，有诸侯之患，则城于东方，而以仲山甫。此二臣之德，协于其君，于为国之本末与其所先后，可谓知之矣。虑之以悄悄之劳，而发赫赫之名，承之以翼翼之勤，而续明明之功，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国以全安者，盖其君臣如此，而守卫之有其具也。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，当明天子承平日久、欲补弊立废之时，镇抚一方，修捍其民，其勤于今，与周之有南仲、仲山甫盖等矣，是宜有纪也。故其将吏相与谋而来取文，将刻之城隅，而以告后之人焉。至和二年九月丙辰，群牧判官、太常博士王某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