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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之述者，岂徒然哉！或以取舍难明，或以是非相乱。由是《书》编典诰，宣父辨其流；《诗》列风雅，卜商通其义。夫前哲所作，后来是观，苟夫其指归，则难以传授。而或有妄生穿凿，轻究本源，是乖作者之深旨，误生人之耳目，其为谬也，不亦甚乎！ 昔夫子之刊鲁史，学者以为感麟而作。案子思有言：吾祖厄于陈、蔡，始作《春秋》。夫以彼聿修，传诸诒厥，欲求实录，难为爽误。是则义包微婉，因攫莓而创词；时逢西狩，乃泣麟而绝笔。传者徒知其一，而未知其二，以为自反袂拭面，称吾道穷，然后追论五始，定名三叛。此岂非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之所致耶？ 孙盛称《左氏春秋》书吴、楚则略，荀悦《汉纪》述匈奴则简，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。案春秋之时，诸国错峙，关梁不通，史官所书，罕能周悉。异乎炎汉之世，四海之家，马迁乘传，求自古遗文，而州郡上计，皆先集太史，若斯之备也。况彼吴、楚者，僻居南裔，地隔江山，去彼鲁邦，尤为迂阔，丘明所录，安能备诸？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，若驹支预于晋会，长狄埋于鲁门，葛卢之辨牛鸣，郯子之知鸟职，斯皆边隅小国，人品最微，犹复收其琐事，见于方册。安有主盟上国，势迫宗周，争长诸华，威陵强晋，而可遗之者哉？又荀氏著书，抄撮班史，其取事也，中外一概，夷夏皆均，非是独简胡乡，而偏详汉室。盛既疑丘明之摈吴、楚，遂诬仲豫之抑匈奴，可谓强奏庸音，持为足曲者也。 盖明月之珠，不能无瑕；夜光之璧，不能无类。故作者著书，或有病累。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，又更文饰其非，遂推而广之，强为其说者，盖亦多矣。如葛洪有云：“司马迁发愤作《史记》百三十篇，伯夷居列传之首，以为善而无报也；项羽列于本纪，以为居高位者，非关有德也。”案史之所书也，有其事则记，无其事则缺。寻迁之驰鹜今古，上下数千载，春秋已往，得其遗事者，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。然适使夷、齐生于秦代，死于汉日，而乃升之传首，庸谓有情。今者考其先后，随而编次，斯则理之恒也，乌可怪乎？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，推为传首，若伍子胥、大夫种、孟轲、墨翟、贾谊、屈原之徒，或行仁而不遇，或尽忠而受戮，何不求其品类，简在一科，而乃异其篇目，各分为卷。又迁之纰缪，其流甚多。夫陈胜之为世家，既云无据；项羽之称本纪，何求有凭。必谓遭彼腐刑，怨刺孝武，故书违凡例，志存激切。若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进奸雄而退处士，此之乖刺，复何为乎？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，称陈寿蜀人，其撰《国志》，党蜀而抑魏。刊之国史，以为格言。案曹公之创王业也，贼杀母后，幽逼主上，罪百田常，祸千王莽。文帝临戎不武，为国好奢，忍害贤良，疏忌骨肉。而寿评皆依违其事，无所措言。 刘主地居汉宗，仗顺而起，夷险不挠，终始无瑕。方诸帝王，可比少康、光武；譬以侯伯，宜辈秦缪、楚庄。而寿评抑其所长，攻其所短。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，典午攸承；蜀乃僣伪之君，中朝所嫉。故曲称曹美，而虚说刘非，安有背曹而向刘，疏魏而亲蜀也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，不亦凭虚亡是者耶？ 习凿齿之撰《汉晋春秋》，以魏为伪国者，此盖定邪正之途，明顺逆之理耳。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，故撰此书，欲以绝彼瞻乌，防兹逐鹿。历观古之学士，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。若齐冏失德，《豪士》于焉作赋；贾后无道，《女史》由其献箴。斯皆短什小篇，可率尔而就也。安有变三国之体统，改五行之正朔，勒成一史，传诸千载，而籍以权济物议，取诫当时。岂非劳而无功，博而非要，与夫班彪《王命》，一何异乎？求之人情，理不当尔。 自二京板荡，五胡称制，崔鸿鸠诸伪史，聚成《春秋》，其所列者，十有六家而已。魏收云：鸿世仕江左，故不录司马、刘、萧之书，又恐识者尤之，未敢出行于外。按于时中原乏主，海内横流，逖彼东南，更为正朔。适使素王再出，南史重生，终不能别有异同，忤非其议。安得以伪书无录，而犹罪归彦鸾者乎？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，故情私南国，必如是，则其先徙居广固，委质慕容，何得书彼南燕，而与群胡并列！爱憎之道，岂若是邪？且观鸿书之纪纲，皆以晋为主，亦犹班《书》之载吴、项，必系汉年，陈《志》之述孙、刘，皆宗魏世。何止独遗其事，不取其书而已哉！但伯起躬为《魏史》，传列《岛夷》，不欲使中国著书，推崇江表，所以辄假言崔志，用纾魏羞。且东晋之书，宋、齐之史，考其所载，几三百篇，而伪邦坟籍，仅盈百卷。若使收矫鸿之失，南北混书，斯则四分有三，事归江外。非唯肥瘠非类，众寡不均；兼以东南国史，皆须纪传区别。兹又体统不纯，难为编次者矣。收之矫妄，其可尽言乎！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，参作者之本意，或出自胸怀，枉申探赜；或妄加向背，辄有异同。而流俗腐儒，后来末学，习其狂狷，成其诖误，自谓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铭诸舌端，以为口实。唯智者不惑，无所疑焉。
夫述者相效，自古而然。故列御寇之言理也，则凭李叟；扬子云之草《玄》也，全师孔公。符朗则比迹于庄周，范晔则参踪于贾谊。况史臣注记，其言浩博，若不仰范前哲，何以贻厥后来？ 盖摸拟之体，厥途有二：一曰貌同而心异，二曰貌异而心同。何以言之？盖古者列国命官，卿与大夫有别。必于国史所记，则卿亦呼为大夫，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当秦有天下，地广殷、周，变诸侯为帝王，目宰辅为丞相。而谯周撰《古史考》，思欲摈抑马《记》，师仿孔《经》。其书李斯之弃市也，乃云“秦杀其大夫李斯”。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，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当春秋之世，列国甚多，每书他邦，皆显其号。至于鲁国，直云我而已。如金行握纪，海内大同，君靡客主之殊，臣无彼此之异。而干宝撰《晋纪》，至天子之葬，必云“葬我某皇帝”。且无二君，何我之有？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狄灭二国，君死城屠；齐桓行霸，兴亡继绝。《左传》云：“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”言上下安堵，不失旧物也。如孙皓暴虐，人不聊生，晋师是讨，后予相怨。而干宝《晋纪》云：“吴国既灭，江外忘亡。”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，同归命之未灭乎？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春秋诸国，皆用夏正。鲁以行天子乐礼，故独用周家正朔。至如书“元年春王正月”者，年则鲁君之年，月则周王之月。如曹、马受命，躬为帝王，非是以诸侯守藩，行天子班历。而孙盛《魏》、《晋》二《阳秋》，每书年首，必云“某年春帝正月”。夫年既编帝纪，而月又列帝名。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五始所作，是曰《春秋》；三《传》并兴，各释经义。如“公羊传”屡云：“何以书？记某事也。”此则先引《经》语，而继以释辞，势使之然，非史体也。 如吴均《齐春秋》，每书灾变，亦曰：“何以书？记异也。”夫事无他议，言从己出，辄自问而自答者，岂是叙事之理者邪？以此而拟《公羊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且《史》、《汉》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，至传内有呼字处，则于传首不详。 如《汉书？李陵传》称陇西任立政，“陵字立政曰：‘少公，归易耳。’”夫上不言立政之字，而辄言“字立政曰少公”者，此省文，从可知也。至令狐德棻《周书》于《伊娄穆传》首云“伊娄穆字奴干”，既而续云太祖“字之曰：‘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。’”夫上书其字，而下复曰字，岂是事从简易，文去重复者邪？以此而拟《汉书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 昔《家语》有云：“苍梧人娶妻而美，以让其兄。虽则为让，非让道也。” 又扬子《法言》曰：“士有姓孔字仲尼”，其文是也，其质非也。如向之诸子，所拟古作，其殆苍梧之让，姓孔字仲尼者欤？盖语曰：世异则事异，事异则备异。 必以先王之道，持今世之人，此韩子所以著《五蠢》之篇，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。 世之述者，锐志于奇，喜编次古文，撰叙今事，而巍然自谓《五经》再生，《三史》重出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。何则？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，镕铸之象物，以此而似彼也。其所以为似者，取其道术相会，义理玄同，若斯而已。亦犹孔父贱为匹夫，栖皇放逐，而能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，亦何必居九五之位，处南面之尊，然后谓之连类者哉！ 盖《左氏》为书，叙事之最。自晋已降，景慕者多，有类效颦，弥益其丑。 然求诸偶中，亦可言焉。盖君父见害，臣子所耻，义当略说，不忍斥言。故《左传》叙桓公在齐遇害，而云“彭生乘公，公薨于车”。如干宝《晋纪》叙愍帝殁于平阳，而云：“晋人见者多哭，贼惧，帝崩。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，则先举其始，后详其末，前后相会，隔越取同。若《左氏》成七年，郑获楚锺仪以献晋，至九年，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叙索虏临江，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、江湛僵仆，于是始与劭有隙。 其后三年，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凡列姓名，罕见其字。苟前后互举，则观者自知。如《左传》上言芈斟，则下曰叔牂，前称子产，则次见国侨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亦然。何者？ 上书桓玄，则下云敬道；后叙殷铁，则先著景仁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《左氏》与《论语》，有叙人酬对，苟非烦词积句，但是往复唯诺而已，则连续而说，去其“对曰”、“问曰”等字。如裴子野《宋略》云：李孝伯问张畅“卿何姓？”曰“姓张。”“张长史乎？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、《论语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善人君子，功业不书，见于应对，附彰其美。如《左传》称楚武王欲伐随，熊率且比曰：“季梁在，何益！”至萧方等《三十国春秋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，曰：“中原可图矣！”桓温曰：“慕容恪在，其忧方大！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夫将叙其事，必预张其本，弥缝混说，无取睠言。如《左传》称叔辄闻日蚀而哭，昭子曰：“子叔其将死乎？”秋八月，叔辄卒。至王劭《齐志》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，占者曰：“其为幽州刺史乎？”秋七月，拜为幽州刺史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盖文虽缺略，理甚昭著，此丘明之体也。至如叙晋败于邲，先济者赏，而云：“上、中、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。”夫不言攀舟乱，以刃断指，而但曰“舟指可掬”，则读者自睹其事矣。至王劭《齐志》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，追奔逐北，而云“夜半方归，槊血满袖”。夫不言奋槊深入，击刺甚多，而但称“槊血满袖”，则闻者亦知其义矣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 大抵作者，自魏已前，多效《三史》，从晋已降，喜学《五经》。夫史才文浅而易摸，经文义深而难拟，既难易有别，故得失亦殊。盖貌异而心同者，摸拟之上也；貌同而心异者，摸拟之下也。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，不尚貌异而心同者，何哉？盖鉴识不明，嗜爱多僻，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，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，有叶公好龙之喻也。袁山松云：“书之为难也有五：烦而不整，一难也；俗而不典，二难也；书不实录，三难也；赏罚不中，四难也；文不胜质，五难也。”夫拟古而不类，此乃难之极者，何为独阙其目乎？呜呼！自子长以还，似皆未睹斯义。后来明达，其鉴之哉！
肇有人伦，是称家国。父父子子，君君臣臣，亲疏既辨，等差有别。盖“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”，《论语》之顺也；略外别内，掩恶扬善，《春秋》之义也。 自兹已降，率由旧章。史氏有事涉君亲，必言多隐讳，虽直道不足，而名教存焉。 其有舞词弄扎，饰非文过，若王隐、虞预毁辱相凌，子野、休文释纷相谢。用舍由乎臆说，威福行乎笔端，斯乃作者之丑行，人伦所同疾也。亦有事每凭虚，词多乌有：或假人之美，藉为私惠；或诬人之恶，持报己仇。若王沈《魏录》述贬甄之诏，陆机《晋史》虚张拒葛之锋，班固受金而始书，陈寿借米而方传。此又记言之奸贼，载笔之凶人，虽肆诸市朝，投畀豺虎可也。 然则史之不直，代有其书，苟其事已彰，则今无所取。其有往贤之所未察，来者之所不知，今略广异闻，用标先觉。案《后汉书·更始传》称其懦弱也，其初即位，南面立，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刮席不敢视。夫以圣公身在微贱，已能结客报仇，避难绿林，名为豪杰。安有贵为人主，而反至于斯者乎？将作者曲笔阿时，独成光武之美；谀言媚主，用雪伯升之怨也。且中兴之史，出自东观，或明皇所定，或马后攸刊，而炎祚灵长，简书莫改，遂使他姓追选，空传伪录者矣。 陈氏《国志·刘后主传》云：“蜀无史职，故灾祥靡闻。”案黄气见于姊归，群鸟堕于江水，成都言有景星出，益州言无宰相气，若史官不置，此事从何而书？ 盖由父辱受髡，故加兹谤议者也。 古者诸侯并争，胜负无恒，而他善必称，己恶不讳。逮乎近古，无闻至公，国自称为我长，家相谓为彼短。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，见侮诸华，遂高自标举，比桑干于姬、汉之国；曲加排抑，同建邺于蛮貊之邦。夫以敌国相仇，交兵结怨，载诸移檄，庸可致诬，列诸缃素，难为妄说。苟未达此义，安可言于史邪？夫史之曲笔诬书，不过一二，语其罪负，为失已多。而魏收杂以寓言，殆将过半，固以仓颉已降，罕见其流，而李氏《齐书》称为实录者，何也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，伯起以公辅相加，字出大名，事同元叹，既无德不报，故虚美相酬。然必谓昭公知礼，吾不信也。语曰：“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”如王劭之抗词不挠，可以方驾古人。而魏书持论激扬，称其有惭正直。夫不彰其罪，而轻肆其诛，此所谓兵起无名，难为制胜者。寻此论之作，盖由君懋书法不隐，取咎当时。或有假手史臣，以复私门之耻，不然，何恶直丑正，盗憎主人之甚乎！ 盖霜雪交下，始见贞松之操；国家丧乱，方验忠臣之节。若汉末之董承、耿纪，晋初之诸葛、毌丘，齐兴而有刘秉、袁粲，周灭而有王谦、尉迥，斯皆破家殉国，视死犹生。而历代诸史，皆书之曰逆，将何以激扬名教，以劝事君者乎！ 古之书事也，令贼臣逆子惧；今之书事也，使忠臣义士羞。若使南、董有灵，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。 自梁、陈已降，隋、周而往，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，近古易悉，情伪可求。至如朝廷贵臣，必父祖有传，考其行事，皆子孙所为，而访彼流俗，询诸故老，事有不同，言多爽实。昔秦人不死，验苻生之厚诬；蜀老犹存，知葛亮之多枉。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于今哉！ 盖史之为用也，记功司过，彰善瘅恶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苟违斯法，岂曰能官。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词获罪。是以隐侯《宋书》多妄，萧武知而勿尤；伯起《魏史》不平，齐宣览而无谴。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，高下在心，进不惮于公宪，退无愧于私室，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？呜呼！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。
夫人识有通塞，神有晦明，毁誉以之不同，爱憎由其各异。盖三王之受谤也，值鲁连而获申；五霸之擅名也，逢孔宣而见诋。斯则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，欲求铨核得中，其唯千载一遇乎！况史传为文，渊浩广博，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，致远钩深，乌足以辩其利害，明其善恶。 观《左氏》之书，为传之最，而时经汉、魏，竟不列于学官，儒者皆折此一家，而盛推二《传》。夫以丘明躬为鲁史，受经仲尼，语世则并生，论才则同耻。 彼二家者，师孔氏之弟子，预达者之门人，才识本殊，年代又隔，安得持彼传说，比兹亲受者乎！加以二《传》理有乖僻，言多鄙野，方诸《左氏》，不可同年。 故知《膏肓》、《墨守》，乃腐儒之妄述；卖饼、太官，诚智士之明鉴也。 逮《史》、《汉》继作，踵武相承。王充著书，既甲班而乙马；张辅持论，又劣固而优迁。然此二书，虽互有修短，递闻得失，而大抵同风，可为连类。张晏云：迁殁后，亡《龟策》、《日者传》，褚先生补其所缺，言词鄙陋，非迁本意。案迁所撰《五帝本纪》、七十列传，称虞舜见阨陋，遂匿空而出；宣尼既殂，门人推奉有若。其言之鄙，又甚于兹，安得独罪褚生，而全宗马氏也？刘轨思商榷汉史，雅重班才，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，而辄编高后。案弘非刘氏，而窃养汉宫。时天下无主，吕宗称制，故借其岁月，寄以编年。而野鸡行事，自具《外戚》。譬夫成为孺子，史刊摄政之年；厉亡流彘，历纪共和之日。而周、召二公，各世家有传。班氏式遵曩例，殊合事宜，岂谓虽浚发于巧心，反受嗤于拙目也。 刘祥撰《宋书·序录》，历说诸家晋史，其略云：“法盛《中兴》，荒庄少气，王隐、徐广，沦溺容华。”夫史之叙事也，当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若斯而已可也。必令同文举之含异，等公干之有逸，如子云之含章，类长卿之飞藻，此乃绮扬绣合，雕章缛彩，欲称实录，其可得乎？以此诋诃，知其妄施弹射矣。 夫人废兴，时也。穷达，命也。而书之为用，亦复如是。盖《尚书》古文，《六经》之冠冕也，《春秋左氏》，三《传》之雄霸也。而自秦至晋，年逾五百，其书隐没，不行于世。既而梅氏写献，杜侯训释，然后见重一时，擅名千古。若乃《老经》撰于周日，《庄子》成于楚年，遭文、景而始传，值嵇、阮而方贵。 若斯流者，可胜纪哉！故曰“废兴，时也。穷达，命也。”适使时无识宝，世缺知音，若《论衡》之未遇伯喈，《太玄》之不逢平子，逝将烟烬火灭，泥沉雨绝，安有殁而不朽，扬名于后世者乎！
盖作者自叙，其流出于中古乎？屈原《离骚经》，其首章上陈氏族，下列祖考；先述厥生，次显名字。自叙发迹，实基于此。降及司马相如，始以自叙为传。 然其所叙者，但记自少及长，立身行事而已。逮于祖先所出，则蔑尔无闻。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，放文园之近作，模楷二家，勒成一卷。于是扬雄遵其旧辙，班固酌其余波，自叙之篇，实烦于代。虽属辞有异，而兹体无易。 寻马迁《史记》，上自轩辕，下穷汉武，疆宇修阔，道路绵长。故其自叙，始于氏出重黎，终于身为太史。虽上下驰骋，终不越《史记》之年。班固《汉书》，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。其自叙也，则远征令尹，起楚文王之世；近录《宾戏》，当汉明帝之朝。包括所及，逾于本书远矣。而后来叙传，非止一家，竞学孟坚，从风而靡。施于家谍，犹或可通，列于国史，多见其失者矣。 然自叙之为义也，苟能隐己之短，称其所长，斯言不谬，即为实录。而相如《自序》，乃记其客游临邛，窃妻卓氏，以《春秋》所讳，持为美谈。虽事或非虚，而理无可取。载之于传，不其愧乎！又王充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也，述其父祖不肖，为州闾所鄙，而己答以瞽顽舜神，鲧恶禹圣。夫自叙而言家世，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，苟无其人，阙之可也。至若盛矜于己，而厚辱其先，此何异证父攘羊，学子名母？必责以名教，实三千之罪人也。 夫自媒自衒，士女之丑行。然则人莫我知，君子不耻。案孔氏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”“不如某之好学也。”又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”又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又曰：“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则圣达之立言也，时亦扬露己才，或托讽以见其情，或选辞以显其迹，终不盱衡自伐，攘袂公言。且命诸门人“各言尔志”，由也不让，见嗤无礼。历观扬雄已降，其自叙也，始以夸尚为宗。至魏文帝、傅玄、梅陶、葛洪之徒，则又逾于此者矣。何则？身兼自善，行有微能，皆剖析具言，一二必载。岂所谓宪章前圣，谦以自牧者欤？ 又近古人伦，喜称阀阅。其荜门寒族，百代无闻，而骍角挺生，一朝暴贵，无不追述本系，妄承先哲。至若仪父、振铎，并为曹氏之初；淳维、李陵，俱称拓拔之始。河内马祖，迁、彪之说不同；吴兴沈先，约、烱之言有异。斯皆不因真律，无假宁楹，直据经史，自成矛盾。则知扬姓之寓西蜀，班门之雄朔野，或胄纂伯侨，或家传熊绎，恐自我作故，失之弥远者矣。盖谄祭非鬼，神所不歆；致敬他亲，人斯悖德。凡为叙传，宜详此理。不知则阙，亦何伤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