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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蜀君子曰苏君，讳洵，宇明允，眉州眉山人也。君之行义，修于家，信于乡里，闻于蜀之人久矣。当至和、嘉祜之间，与其二子轼、辙，偕至京师，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。书既出，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。其二子举进士，皆在高等，亦以文学称于时。 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，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，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。君之文博辩宏伟，读者悚然想见其人。既见而温温似不能言，及即之，与居愈久，而愈可爱。间而出其所有，愈叩而愈无穷。呜呼，可谓纯明笃实之君子也! 曾祖讳祜，祖讳杲，父讳序，赠尚书职方员外郎。三世皆不显。职方君三子：曰澹、曰涣，皆以文学举进士；而君少独不喜学，年已壮犹不知书。职方君纵而不问，乡闾亲族皆怪之。或问其故，职方君笑而不答，君亦自如也。年二十七，始大发愤，谢其素所往来少年，闭户读书为文辞。岁馀，举进士再不中，又举茂才异等不中，退而叹曰：“此不足为吾学也。”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。益闭户读书，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。乃大究六经、百家之说，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、圣贤穷达出处之际。得其精粹，涵畜充溢，抑而不发。久之，慨然曰：“可矣！”由是下笔顷刻千言。其纵横上下，出入驰骋，必造于深微而后止。盖其禀之厚，故发之迟；其志也悫，故得之精。自来京师，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，学其文以为师法。以其父子俱知名，故号“老苏”以别之。 初，修为上其书，召试紫微阁，辞不至。遂除试秘书省校书郎。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，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，使食其禄，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。为《太常因革礼》一百卷。书成，方奏未报而君以疾卒，实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。享年五十有八。天子闻而哀之，特赠光禄寺丞，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。君善与人交，急人患难，死则恤养其孤，乡人多德之。盖晚而好《易》，曰：“《易》之道深矣，汩而不明者，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，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。”作《易传》，未成而卒。治平四年十月壬申，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。
予至滑之三月，即其署东偏之室，治为燕私之居，而名曰画舫斋。斋广一室，其深七室，以户相通，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。其温室之奥，则穴其上以为明；其虚室之疏以达，则阑槛其两旁以为坐立之倚。凡偃休于吾斋者，又如偃休乎舟中。山石崷崒，佳花美木之植列于两檐之外，又似泛乎中流，而左山右林之相映，皆可爱者。故因以舟名焉。 《周易》之象，至于履险蹈难，必曰涉川。盖舟之为物，所以济险难，而非安居之用也。今予治斋于署，以为燕安，而反以舟名之，岂不戾哉？矧予又尝以罪谪走江湖间，自汴绝淮，浮于大江，至于巴峡，转而以入于汉沔，计其水行几万馀里，其羁穷不幸而卒遭风波之恐，往往叫号神明以脱须臾之命者数矣。当其恐时，顾视前后，凡舟之人非为商贾则必仕宦，因窍自叹，以谓非冒利与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？赖天之惠，全活其生，今得除去宿负列官于朝，以来是州，饱廪食而安署居。追思曩时山川所历，舟楫之危，蛟龟之出没，波涛之汹，宜其寝惊而梦愕。而乃忘其险阻，犹以舟名其斋，岂真乐于舟居者邪！然予闻古之人，有逃世远去江湖之上终身而不肯反者，其必有所乐也。苟非冒利于险，有罪而不得已，使顺风恬波，傲然枕席之上，一日而千里，则舟之行岂不乐哉！顾予诚有所未暇，而舫者宴嬉之舟也，姑以名予斋，奚曰不宜？ 予友蔡君谟善大书，颇怪伟，将乞其大字以题于楹，惧其疑予之所以名斋者，故具以云。又因以置于壁。壬午十二月十二日书。
权衡之平物，动则轻重差，其于静也，锱铢不失。水之鉴物，动则不能有睹，其于静也，毫发可辨。在乎人，耳司听、目司视，动则乱于聪明，其于静也，闻见必审。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，则其心静，心静则智识明，是是非非，无所施而不中。夫是是近于谄，非非近于讪，不幸而过，宁讪无谄。是者，君子之常，是之何加？一以观之，未若非非之为正也。 予居洛之明年，既新厅事，有文记于壁末。营其西偏作堂，户北向，植丛竹，辟户于其南，纳日月之光。设一几一榻，架书数百卷，朝夕居其中。以其静也，闭目澄心，览今照古，思虑无所不至焉。故其堂以“非非”为名云。
菱溪之石有六，其四为人取去，而一差小而尤奇，亦藏民家。其最大者，偃然僵卧于溪侧，以其难徒，故得独存。每岁寒霜落，水涸而石出，溪旁人见其可怪，往往祀以为神。 菱溪，按图与经皆不载。唐会昌中，刺史李渍为《荇溪记》，云水出永阳岭，西经皇道山下。以地求之，今无所谓荇溪者。询于滁州人，曰此溪是也。杨荇密有淮南，淮人讳其嫌名，以荇为菱；理或然也。 溪旁若有遗址，云故将刘金之宅，石即刘氏之物也。金，为吴时贵将，与荇密俱起合淝，号三十六英雄，金其一也。金本武夫悍卒，而乃能知爱赏奇异，为儿女子之好，岂非遭逢乱世，功成志得，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？想其葭池台榭、奇木异草与此石称，亦一时之盛哉！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民，尚有居溪旁者。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，惜其可爱而弃也，乃以三牛曳置幽谷；又索其小者，得于白塔民朱氏，遂立于亭之南北。亭负城而近，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。 夫物之奇者，弃没于幽远则可惜，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。嗟夫！刘金者虽不足道，然亦可谓雄勇之士．其平生志意，岂不伟哉。及其后世，荒堙零落，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，况欲长有此石乎？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。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，可以一赏而足，何必取而去也哉。
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与君子，以同道为朋 ；小人与小人，以同利为朋；此自然之理也。 然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利禄也，所贪者财货也；当其同利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。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，虽其兄弟亲戚，不能相保。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，伪也。君子则不然。所守者道义，所形者忠义，所惜者名节；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，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，终始如一。此君子之朋也。故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 尧之时，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为一朋，君子八元、八恺十六人为一朋。舜佐尧，退四凶小人之朋，而进元、恺君子之朋，尧之天下大治。 及舜自为天子，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，并立于朝，更相称美，更相推让，凡二十二人为一朋；而舜皆用之，天下亦大治。《书》曰：「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；周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」纣之时，亿万人各异心，可谓不为朋矣，然纣以亡国。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，而周用以兴。 后汉献帝时，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，目为党人；及黄巾贼起，汉室大乱，后方悔悟，尽解党人而释之，然已无救矣。唐之晚年，渐起朋党之论。及昭宗时，尽杀朝之名士，咸投之黄河，曰：「此辈清流，可投浊流。」而唐遂亡矣。 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，莫如纣；能禁绝善人为朋，莫如汉献帝；能诛戮清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后世；然皆乱亡其国。更相称美、推让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臣；舜亦不疑而皆用之。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朋党所欺，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，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。周武之世，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。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，然周用此以兴者，善人虽多而不厌也。 嗟乎！治乱兴亡之迹，为人君者可以鉴矣。
